诸葛亮财政思想探析
(一)
蜀汉时期,魏、吴、蜀三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因此,诸葛亮财政思想的主旨就是集中财力、物力满足战争所需。这也可以认为是当时蜀国最大的政治。适应这一要求,作为主宰蜀国政治经济大权的丞相,诸葛亮制定实施了一系列集中财力-的政策措施,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一是增加货币总量,平抑市场物价,化解财政危机。
据史料记载,刘备进入益州,定都成都后,新生的蜀汉政权一度出现财政危机。造成府库空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刘备与刘璋之间争权益州之战时间近一年,使经济受到重创,加之军费开支巨大,消耗大量库银。二是刘备夺取益州后,纵容兵士将库府财物掳掠一空,结果导致新生的蜀汉政权陷入财政困境。
为了及时扭转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的被动局面,诸葛亮采纳了刘巴的建议:“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蜀汉当时所铸货币,据清人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卷24引洪遵《泉志》记载,主要有三种大面值的货币:一种是直百钱;第二种是直百五铢钱;第三种是传形五铢。这三种货币有两个与原货币不同的特点:一是面值高,相对传统五铢钱,都是以一当百。这样,在同样多的铸铜中,币值却增加了一百倍。二是货币的质量很规范,《旧谱》云:“蜀直百钱,建安十九年刘备铸,径七分,重四铢。又直百五铢钱,径一寸一分,重八铢。”且大小称量如一。这说明当时蜀汉冶铸专营的技术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规模化水平,且管理严格。
按照现代经济学观点,诸葛亮当时铸造发行大面值货币,属于超经济发行,实行的是一种通货膨胀政策,很容易导致物价飞涨。但是,从史籍中我们并没有发现蜀汉地区由于大量增发货币而导致物价上涨的记载,这说明,蜀汉政权在增发货币的同时,采用了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平抑物价。由于实施了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极大地促进了蜀汉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快速恢复与发展,也使得国家财力短缺的被动局面在短期内得以扭转。
二是集资借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缓解财力不济。
由于蜀汉政权在三国中统治的地盘最小,所辖区域人口也最少,加之连年战争,国家财力入不敷出的局面经常出现。为了解决军需和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对财力的需求,除了大力发展生产、壮大财源外,诸葛亮还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从社会各方面、多渠道筹集资财和粮谷以为国用。如诸葛亮平定南中后,筹集大量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诸葛亮进驻汉中后,也进行过筹粮,“祁山万户,出租五百石供军” 。在筹资的同时,诸葛亮对那些富商巨贾还定向发行国家债券。明代何宇度《益部谈资》记载:刘备“从南阻大姓晁氏货钱千万,以为军需。诸葛孔明作保,券至宋犹存。”。还在荆州时,诸葛亮和刘备也多次向富民借金筹款。张献忠破荆州时,发现刘备“借富民金充军饷券”,债券上有“武候押字,纸墨如新”。当然,作为一代人杰,诸葛亮对这种超前消费国家财力的举措所带来的潜在危险应当是十分清楚的,可以认为这是他在国家财力难以为继的困难条件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从史料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在蜀汉定都益州,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恢复发展以后,就再没有发行债券的记录。
三是强化监管,实行盐铁专营,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蜀地素产盐铁,煮盐、铸铁业在当时三国中相对比较发达。蜀汉建国前,虽然官府禁止私人煮铸盐铁,但在战乱年月,禁令名存实亡。蜀汉建国以后,诸葛亮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首先恢复了盐铁官营的政策,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 ,“先主定益州”,任命王连为“司盐校尉”,又以张裔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司盐校尉就是掌管盐府的最高长官。史载王连任司盐校尉后,“较盐铁之利,利人甚多,有裨国用”。所以,当王连迁蜀郡太守,兴业将军后,仍“领盐府如故”。在王连之后,诸葛亮又任命岑述担任此职。作为一国丞相,诸葛亮日理万机,在战争间隙,十分关心蜀国盐铁生产,曾亲自深入到临邛、长宁等地视察盐业生产。晋张华《博物志》就记载有诸葛亮视察临邛火井,改进工艺提高食盐品质的故事:“临邛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井在县南百里。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热,以盆盖井上,煮盐得盐”。
所谓火井,就是天然气井。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原来火井口较大,火势不集中,诸葛亮视察后,命人将井口缩小到用盆盖在井口上,这样火势骤增,煮出的盐品质也提高了。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诸葛亮对煮盐业的关注,也显示了他的聪明智慧。为了增加国家财力来源,诸葛亮对盐业生产加工还实行了较为灵活的政策,允许民间开掘盐井煮盐,但不论官营还是民办,盐井产品统一归司盐校尉运销、调拨,即实行盐业专卖制度,所得盐利亦归国有。
封建时代的手工业,往往是盐铁并称。盐是人们生活必须品,铁则是人们从事生产所必须的器具,更是战争武器所需要原材料。因此,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战争和人民从事生产所需,诸葛亮对铁器生产也特别关注,他曾经勘探朱提山矿藏,亲书“朱提银、汉嘉金,采之不足以自食”。另外,成都铁溪河、沪水西岸的打箭炉,陵州始建
县、崇宁铁钻山等地都有诸葛亮当年冶铁的遗迹。由于实行盐铁专卖,加之诸葛丞相亲自过问督察,所以蜀汉盐铁业当时非常发达,不仅满足了军需民用,而且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二)
布衣出身的诸葛亮一生非常俭朴,因此,在他的理财思想中,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注重财源基础建设,强化财政收人监管的同时,严格财政支出管理。
一是强调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在《诸葛亮�6�1文集�6�1治人第六》中有这样的记载: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此治人之道,不亦合于四时之气乎”。在这里,诸葛亮把“素有蓄积”也就是力求每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普遍性原则当作预防“凶年不俭”的一项措施,而且提高到“有国有家者”的“治人之道”,即维护国家政权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可见,诸葛亮理财眼光的深邃。与此同时,诸葛亮还主张“劝分务穑,以阜民财”,“利人相逢,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豫凶年,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天下通财,路不拾遗,民无去就”。就是说要让老百姓家有余粮,有所积蓄。袁准说:“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不醉人”。这充分说明,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期间,不光国家财政形势较好,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也相当稳定。
二是注重开源与节流并举。
有两个方面的措施最能说明这一问题。其一是颁布禁酒令,以节约粮食。蜀汉建国初期,有一年遇上百年不遇的大旱,粮食出现了严重短缺,为了保证军需民用,诸葛亮宣布“酿酒者有刑”,并要求销毁酿酒工具,明确规定,凡发现谁家有酿酒工具,“与作酒者同罚”。由于采取了灾年禁酒的严厉政策,对节省粮食,克服自然灾害所造成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二是压缩军队和官府编制,节约财政支出。比如诸葛亮率军进驻汉中后,为了压减军队开支,实行“减兵省将”的政策和“十二更下,在者八万”的军土轮换制,尽量压缩服役人数,以节约军费。同时,他还派赵云带领部属在赤岸屯田。在渭南实行“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令军队“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进行耕种,使“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由于诸葛亮实行了正确的分兵屯田政策,使许多荒地被开垦,并连年获得丰收,不仅保证了军队粮食自给,而且减轻了国家财政开支压力,真可谓“一举两得”。
三是崇尚节俭,杜绝浪费。
在开源节流的同时,诸葛亮还十分推崇过俭朴的生活,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杜绝铺张
浪费。他提出:无论是国家公职人员还是军队将士都应当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凡超过庶人生活所需之物,都属于奢侈禁止之列。他说:
夫作无用之器,聚无益之货,金银壁玉,珠玑翡翠,奇珍异宝,远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锦乡纂组,绮罗绫彀,玄黄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丈刻缕,伎作之巧,难成之功,妨碍农事,辎 出入,袍裘索 ,此非庶人之所饰也;重门画兽, 墙数仞,冢墓过度,竭财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
一、古希腊的社会与思想状况��
希腊从公元前12世纪到8世纪开始由原始公社向奴隶社会过渡。在公元前8世纪至6世纪之间,希腊进入奴隶制国家形成时期,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希腊是西方奴隶制文明的发源地。希腊在奴隶制时代所形成的文化,对后来西方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恩格斯曾指出:"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
西方最早出现的经济思想是古希腊思想家所阐述的奴隶主经济思想。这种思想体系是为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但是其中有一部分见解在历史上成为后来财政学这门学科的基石。因此,研究西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财政思想,都有必要追溯到古希腊财政思想的发展阶段。�
古希腊由许多奴隶主城邦国家组成,其中最主要的是斯巴达和雅典。斯巴达是奴隶主寡头制的国家,少数贵族和大奴隶主掌握政权。雅典是奴隶主民主制国家。斯巴达和雅典为了争夺霸权爆发了一系列战争,经过公元前431-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终于战胜了雅典,但希腊各城邦也陷入了深深的危机。公元前14年,希腊被罗马征服而覆灭。�
古希腊奴隶主阶级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都出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奴隶制所暴露的矛盾迫使奴隶主思想家们去探索维护和巩固奴隶制和奴隶主国家的办法和途径。由于斯巴达最终战胜了雅典和解决了雅典民主制内部的矛盾,从而使这个时期的奴隶主思想家把斯巴达制度理想化。这一时期对奴隶主经济思想作比较系统论述的思想家有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是雅典民主制的反对者,为奴隶制辩护。��
二、色诺芬与他的《雅典的收入》��
色诺芬(约公元前430-355年)出生于雅典一个富人家庭,受过贵族教育,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在政治主张上,他拥护斯巴达的贵族统治,反对雅典的民主政治。在经济主张上,色诺芬是奴隶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但并不反对简单商品交换的存在,因为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他十分重视农业问题,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重要职业,对手工业则抱有鄙视的态度。他把组织和监督奴隶从事生产和家务劳动看做是奴隶主的一项主要任务。他肯定了分工的必要性,也意识到由供求变动而产生的价格变动会影响到社会劳动的分配。他了解到货币有不同的作用,货币可以成为财富的积累手段。在学术研究上,色诺芬是古希腊出色的历史学家和作家,著述很多,内容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主要著作有:《长征记》、《希腊历史》、《苏格拉底回忆录》、《居鲁士的教育》、《斯巴达政体论》等。他所写的经济方面的重要著作有两部:《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前者是古希腊流传下来专门论述经济的第一部著作,以文学形式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奴隶主经济思想与制度,大约在公元前387到371年之间根据自己管理领地经济的经验而写成。他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思想家,他所指的经济是家庭经济。后者是讨论雅典财政问题的著作,即谈公共经济问题。�
《雅典的收入——增加雅典国家收入的方法》是色诺芬晚期的作品,在这部著作中,他论述了雅典不依靠加重盟邦负担而自谋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全书约有1.2万字,分为六大部分,讨论了雅典公共财政的主要问题。①�
第一部分"关于亚狄加的土壤和增加其收入的可能性".亚狄加为古希腊中部国家,主要城市为雅典。他认为亚狄加自然环境得天独厚,自然条件优越,具有大量收入的来源,一年四季极为温暖,土壤肥沃,农业生产收入很高。石材资源丰富,可以大量出口。银矿、旅游资源丰富,交通便利,这都可以带来大量的财政收入。
第二部分"关于吸引更多外国人侨居雅典的可能性".他认为只要对侨居雅典的外国人的利益予以照顾,国家将得到更大的好处。"他们不向公家领取津贴,即缴纳外国人应该担负的捐税"."这样就会增加雅典的公共收入".�
第三部分"关于授予商人特权,以及增加贸易可能得到的利益".他认为雅典是一个最好的和最能生利的贸易地点。首先,雅典拥有各种船只的最优良和最安全的港口。其次,雅典一方面拥有外国人所需要的大量出口货物,另一方面拥有便于输出的白银。"寄居在我国和来我国访问的人越多,显然就会有越多的商品进口、出口和出售,并且也会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利润和贡赋。为使这些收入增加能够实现,我们只须采用宽厚的法令和谨慎的监督,不必另付任何其他代价。"为了获得更多的捐献,应该建立一笔基金,"大部分雅典人无疑每年所得将比他们捐献的还多","如果再将捐助我国的人的名字记载下来,传于后代,那么很多外国人以及某些城市都会对我们有所捐输,借使名传青史".政府应该在市场上为零售商人建造一些房屋和店铺,这样可以获得大量的租金收入。�
第四部分"关于亚狄加银矿的范围,如何使这些银矿对国家有利,对所提计划可能产生的反对意见的答辨".色诺芬认为,"人们对于白银的需要更为迫切,因为土地闲置未耕,就更需要白银来购买粮食和支付外来援军的费用".政府应该"允许任何愿意到矿里工作的外国人在矿里工作,只要他们同公民一样缴纳税款".银矿需要奴隶,"象私人因拥有奴隶而获得经常收入一样,国家也应该拥有公共奴隶,其数目应该三倍于雅典公民"."购买奴隶所需的费用,国家获得这种费用显然是比私人更方便的".奴隶每人每天带来一个奥波尔的净收入。私人除了可以从国家那里租公共奴隶外,"也从国家那里租用供神用的土地、庙宇和房屋,并且也承包国家的捐税"."所以,不仅出租奴隶的收入会增加城市的财源,而且,因为多数居民会聚集在银矿附近,就可以从那里举行的市集中、从银矿周围公共建筑的租金中、从熔炉和其他类似的泉源中得到大量的收入".